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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忆 | 母亲的葵花摊

　　小时候，我们家很穷。一个夏天，家里把喂养一年多的大黑猪卖了，除去我们的学费和部分家用，母亲便用剩下的几十来块钱来做生意，撑起了一个不起眼的葵花摊。

　　母亲没有做过生意，她四处打听后走路到20里路远的芦山镇批发葵花回家炒，学着街上一些摆摊子的老年人，在乡场口用竹制背篓倒扣在地上，摆上一个竹筛子，倒上香喷喷的葵花籽开始卖。那时候没有钱买秤，都是用红白格“上海牌”玻璃杯作为度量工具，在玻璃杯底部垫上一层报纸团，装满后只要一毛钱。星期四是木瓜赶乡场的日子，母亲大清早起来安顿好家务，便背着大口袋葵花籽往乡场而去，有时候冒着毛毛细雨，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泞道路前去。在农村赶集都赶早，等母亲到达乡场时，从芦山、代化等地来赶场做生意的摊贩们早已“占据”好位置。“二姑妈，你来啦。”做手工擀香生意的鼓扬四舅娘每个乡场都来得最早，她正拿着半块馒头吃着。母亲笑呵呵说：“哟，舅娘你好哈，哎呀没有位置了，我挨着你摆。”说着放下背篓，挤进刚好放得下一个小方桌的衣服摊边，和四舅娘的摊位紧紧挨着。两个老人，眼巴巴看着赶场的人来人往，却没有一点生意。

　　说是摆摊来得早，其实只是习惯而已，那种摆好摊后的等待与守望，或许就是赶乡场的一种美好，一种幸福。这个时候，赶场的人一般不买东西。来自四里八乡的乡亲们，总是背着蛇皮口袋，扛着竹制箩筐，牵着幼稚孩童，推着破旧单车，从场头窜到场尾，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匆匆忙忙，有的东张西望，有的遇到久违的亲戚朋友，站在乡场中间摆起龙门阵，久久不肯离去。抽旱烟的爷爷蹲在街边，一杆烟接着一杆烟，一摆谈就是一上午，悠然自得，惬意无限……

　　赶场的人越来越多，挤得水泄不通，各种叫卖声吆喝声冲刺着耳膜，萦绕在乡场上空，似幸福快乐的音符，成童年美好的记忆。这个时候，有人买了四舅娘的一把擀香，“一块三角钱!”四舅娘用四方手巾帕包裹好放进裤子口袋，用手摸了摸。而旁边的母亲，看着还没有生意，不停抚弄着这些可爱的葵花籽儿，不停地捡干净里面的渣子，一遍又一遍。直到午饭时分，母亲从背篼下面刚拿出一个桐子叶包后蒸熟的包谷粑，分成两半，一半递给四舅娘，“我不饿，我不饿。”四舅娘摆摆手说着，但母亲执意递给她，直到她接在手里，两人说说笑笑吃起来。晌午过后，母亲的生意才开始有起色。买葵花籽的人是小孩居多，母亲一把一把抓起葵花籽装满玻璃杯，让小孩牵起裤包，一杯葵花籽倒进去就可以装满了。小孩从口袋拿出皱皱巴巴的一毛钱递给母亲后，捂着裤包高高兴兴地窜进人群，消失在这充满人间烟火味的乡场里。随着退场的人逐渐多起来，母亲就忙不过来了，有人要买五毛钱的，母亲就得一杯一杯地装好，一杯一杯地度量，收到印着少数民族头像的五毛纸币是母亲守望一天最高兴的时刻，她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装进衣服内包，才开始卖下一杯葵花籽。那时候没有更多的零食和小吃，谈恋爱的青年男女赶场结束后，总会一前一后跟着来到葵花摊边买葵花籽。母亲总是把最好的葵花籽抓给他们。

　　落日余辉照在乡场边的小河沟，泛起金光闪闪。赶场人散去，母亲和四舅娘收摊，他们口里数数盘点着今天的收入，赶在供销社关门前买齐油盐等家用物资，背着背篓拖着疲惫的身体，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总是夜幕降临才到家，有时候到家已是漫天星辰，我们守望着母亲归来，放下背篓，一家人又一毛钱一毛钱地再次“盘点”——“除去盐巴钱、煤油钱，今天收入八块七角钱”，母亲说。“除去本，利润三块三。”父亲拿起古青色算盘敲打起来。

　　母亲摆葵花摊的那些年也遇到很多烦心事，有人拿残币、有人抓起葵花籽就跑，母亲总是后悔不已，责怪自己不够精明、不够谨慎，但是每个乡场总能把油盐钱赚到，有时候还会为我们买新鞋。时光流逝，母亲小小的葵花摊，撑起了我们小时候的柴米油盐，铺就了我们的成长之路。(文/顾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