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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令长调家国情

　　郭敏

　　宋词蕴藉、彰显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之精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之瑰宝，滋养我们性灵、促使我们前行。

　　词发展成熟于宋代。毛晋在《宋名家词序》中称：“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王易在《词曲史》中更进一步说：“入宋则由令化慢，由简化繁……上之可寻圣贤之名理，大之可发忠爱之热忱……合风雅骚章之轨……可抗手三唐，希声六代，树有宋文坛之帜，绍汉魏乐府之宗。”

　　宋词何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呢?夏承焘先生在《读词随笔》中说：“词体破律诗的整体而为散体……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又构成它自己特有的和谐的整体……适应乐曲抑扬顿挫、回环往复的特点，唱起来美听动人，因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其门人、当代著名词学家周笃文先生的《周笃文诗词论丛》中《宋词艺术新探》一文写道：“这同它为吟坛提供了一种与诗迥异、充满乐感的新体式、新技法、新意趣和新的美学诉求分不开。”

　　宋人将词分为令、引、近、慢四种，词从小令到长调的发展，不断扩容、升级。苏轼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并独立于曲。周笃文先生在《略论稼轩词的原创性》中说：“本为伶工乐师酒边花下演唱的流行小调，后经文士的加工，日趋雅化，如《金荃》……诸作，流誉至今……至苏东坡能突破传统的束缚，摆脱绮罗香泽之套路……题材大为开阔。”

　　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它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南渡后的词作者，无论婉约派还是豪放派，以各自不同的角度与方法展现家国情怀，推动了宋词的发展。

　　李清照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词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辛弃疾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作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他的人生充满英雄业绩而又宦途蹉跌，爱国壮怀构成了他620首词的底色。“醉里挑灯看剑……沙场秋点兵。”《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石破天惊，开千古未有之词境。“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作沉雄豪迈。

　　周笃文先生曾说：“稼轩是一个有至情与大爱的人。笔之所至，随处发露，都有奇彩。”如他晚年在镇江知府任上写的《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面对着浩浩东去的长江，他怀念起大禹拯民于水火的大爱与牺牲精神。他作下《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一词勉励友人，希望这位知州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在一首《浣溪沙》中他还说：“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时刻挂念着百姓疾苦是辛词的一个重要内容，且语言更加自由解放，比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传统，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彰显了家国情怀的鲜明特色。

　　宋词是一座精美辉煌的文学宝库，它凝聚着两宋词家的才华和爱国之心，我们感受文化自信的同时，更要以史为鉴、自强不息。

　　家国情怀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将在社会建设、国家统一、实现世界大同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万千师生一路教学不止、弦歌不绝。浙大西迁贵州，不仅创造了各学科丰厚的收获之奇迹，而且还成立湄江吟社，将文化的种子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被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据《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等著述记载：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的李青崖于1937年到贵阳，担任大夏大学国文系主任，不仅坚持名著的翻译，还和谢六逸、蹇先艾等著名作家团结贵州文艺界加强抗战宣传。1942年，叶圣陶等人路经贵阳，应花溪清华中学邀请到校作“国文之学习”的谈话。1944年，黄齐生携王若飞参加著名民主人士的晚会，作下《沁园春·和柳亚子》。艰苦岁月里老一辈家国情怀和使命责任感强烈激励着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夏承焘先生作为一位饱经世乱的学者，以饱满的热情表达着家国情怀，如其《玉楼春·北京看节日焰火》云：“……欲招千载汉唐人，同俯一城歌吹海……”，还有《好事近·原子弹爆破》：“……海东回首赤旗高，扶桑满红旭……”。周笃文先生继承文脉，创作的《齐天乐·曹妃甸放歌》词云：“海疆福地曹妃甸……造地吹沙，深洋筑港，伟矣中山遗愿。百年梦醒……共齐声礼赞。”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以家国情怀凝聚起磅礴力量，让梦想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