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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故乡放飞的风筝

　　杜兴成

　　我像一只风筝，已经在异乡盘旋了半个世纪。

　　时光荏苒，往事回闪，往事如昨，历历在目。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在马路上看见的汽车是用木炭烧锅炉推引发动的。每当上坡的时候，速度极慢，我们趁机偷偷从车尾的吊梯爬上去，感受乘车的滋味，快要下坡时就一窝蜂跳下来。遇上赶集天，农民回家爬车的不少，车头被大锅炉挡住，发动机一响，驾驶员全然不知车厢后面的事。

　　我第一次乘火车是1967年。父亲把家里的一头猪卖了，分别给我和二弟每人15块钱，支持我们走出去看一看。我读的是绥阳中学，二弟读的是雅泉中学，我们走的时间、方向不一致。那天，我和表哥从绥阳步行一整天到遵义城区，第二天爬上火车，三天后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又坐上闷罐车摇了五天才到广西柳州。

　　我真正离开家乡是1969年的冬月初九，那天是奶奶过生日，也是我应征入伍的纪念日。亲人们都到县城送我，当车子开动的时候，二弟拼命地跑啊跑，直至追到尘埃把视线阻挡。这感人的画面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这个时候的汽车已经换成了“解放”牌，国家在快速发展。

　　我在军营里享受着当兵的快活，吃饭是香的，军号是美的，流汗是乐的。在两年半的连队生活里，我当过警卫员、文书、炊事员、通讯员，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文。那时我常做梦，梦中去到天安门广场，仰望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个时候，大学已中断了5年的招生。记得有一天，我正坐在“战士巡回演出队”车上，自言自语道：“要是有一天我能上大学真好”!

　　心想事成，果真这一天到来。1972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来贵州招收一名作曲学生，经前来招生的田联韬教授一番考试，我以一曲《毛主席恩情最深》的歌曲旋律打动了考官，最终被录取，这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农民儿子的人生命运。记得赴京的那天，连队派摩托车将我送进贵阳火车站月台，我坐卧铺三天三夜抵达首都，学校在北京站接送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新生(我是汉族解放军学员)。当车子路过时，我看见了真实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大学时，我离家最远的一次，是我们作曲班和美术队去西藏毕业实习。师生同行，从北京出发乘三天火车到甘肃，参观完敦煌莫高窟后又乘汽车，沿青藏线九天的车程到达拉萨。之后，我们又坐了五天的汽车来到隆子县列麦公社，一住就是四个月，虚心向当地藏民学习，参加劳动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毕业作品创作。

　　高原的夜晚静极了，满天的星星，闭上双眼，脑海里全是贵州家乡的画面和日思夜念的父母弟妹，不时眼泪会从眼角流淌。现在的人们很难体会那种与家人半年音信杳无的滋味，特别是遇上节日或者不开心的事。

　　大学毕业时系领导动员我留校，但我决心要分配回贵州，我舍不得脱下这身绿军装。

　　我是贵州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创作组组长，全组就我和战士刘苗鑫两人。我们常去部队执勤点体验生活，也去苗乡、侗寨走走看看。那时宣传队演出的整台节目都由我作曲，特别是那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战友之歌》就是我构思的：我把歌名、内容、格式告诉刘苗鑫，由他来完成初稿。歌词出来后，我又作了较大修改，然后用我在内蒙古搜集的民歌素材来谱曲，使得这首小调式的队列歌曲既抒情又激昂。1979年1月《解放军歌曲》发表了该歌曲，署名刘苗鑫、杜奇词，杜兴成曲。杜奇是我中学时代发表诗作用的笔名。

　　一首《战友之歌》又把我送出了贵州。1983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苏夏先生的门下进修了两年作曲。毕业后由解放军总政文化部李瑛、徐怀中、田光几位名家推荐，我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不管怎么，我总像是一只风筝，永远牵在故乡的手上，一刻也没断过线。记得1989年起，我们贵州分别请中央新影、北京科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等拍摄了《多彩的贵州》《跨越》《前进中的金沙》《贵州民族歌舞》等纪录片和艺术片，这些电影均由我作曲。我为贵州各行各业写过不少歌曲，像《贵州放歌》《苗岭迎客歌》《欢迎你到茶乡来》以及“春晖行动”主题歌《游子吟》等这些作品都受到家乡人民的喜爱。我的钢琴组曲《乡梦》(5首)描写的就是贵州的风土人情，由《雾岭情》(汉族)、《赶花场》(布依族)、《白裙彝姑》(彝族)、《芦笙会》(苗族)、《月堂唱晓》(侗族)五段组成，由著名女钢琴家巫漪丽演奏并录音，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播曲目”。

　　父母年迈时，我们一家几乎每年都回贵州过春节。父母不在后，我仍携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子全家出动，无一缺席，20多年从未有过改变。2004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回家》，文中写道：“回家是人们永远谈论不完的一个话题。回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回家是人生天伦之乐的晴雨表，回家能品尝到平日里难得一饮的陈酿美酒，回家是我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感源泉。”

　　我绥阳县老家的“杜家堰坎宅院”是清朝古建筑，由我高祖父杜灿芳(举人)的父亲建造的，九柱高堂，十分气派。历经两百年的风雨。从2006年起，我用稿费和个人积蓄，动员几个弟弟一起努力，经过十多年的修缮、扩建，使其重获新生。如今，“杜家堰坎古庭院”不仅是诗乡的一处旅游景点，更是我们兄弟姐妹八家八十余口人进行“家风家训”教育的凝聚点。不但为家乡增添了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还是“贵州省春晖行动文化宣传基地”和绥阳县“青少年德育基地”。

　　如今的贵州，早就印证了明代预言大师刘伯温的那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我就像故乡放飞的一只风筝，无论飞得多高多远，那长长的相思线总是拴在故乡，如影随形。我为我的家乡贵州深感骄傲和自豪!

　　(作者系作曲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