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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温故知新 | 贵州剿匪斗争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贵州，解放贵阳，迅捷地解放了贵州全境。但贵州在经历解放时期的短暂安宁后，1950年就发生了全省性的大规模匪患，使贵州的解放事业出现了动荡和反复。

　　贵州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在蒋介石集团的苦心经营下，特务、封建会道门、保甲组织遍布全省;还从全国各地潜逃来不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和散兵游勇，国民党贵州当局在逃离贵州之前，按照其“应变计划”，培训了专员、县长、警察局长、保安团军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帮会头目和“社会贤达”“自然领袖”等1600多人;还大量散发武器弹药，布置一批国民党特务携带40多部电台潜伏各地进行活动。加之，贵州解放较晚，且大部分地区是和平解放、封建势力基本上原封未动，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叛变为匪;以及贵州适合土匪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造成贵州是西南地区匪情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匪患最为严重时，公开活动的股匪达460多股，武装匪特约13万人，匪众达27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

　　1950年初，乘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滇作战之机，反动势力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国民党遗留的军政人员、特务为首领，以残余地方团队和惯匪为骨干，以地主阶级、封建势力为依托的反革命集团，伺机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企图夺回已失去的政权。他们大肆抢劫群众财物，任意杀人放火，公开杀害中共党政军人员、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抢公粮、公物，破坏工厂和交通设施，烧仓库、民房，攻打县、区人民政府，气焰十分嚣张，占据了全省农村大部和部分县城，使得生产停滞，市场萧条，社会动荡，匪患祸及全省。

　　1月中旬，为适应贵州剿匪斗争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主力，在完成入川、滇作战任务后，除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和第16军第48师奉命留守川南外，其余主力部队分别由川、滇回师贵州，拟以2个军部和5个师兵力，分别以“分区包干”、成建制暂时转为地方武装和兼军分区的形式，迅速展开大规模剿匪斗争。在返回贵阳，途经遵义乌江间刀靶水三道拐时，遭数千土匪伏击，激战数小时，将匪击溃，由此拉开了贵州剿匪斗争的序幕。2月至5月，全省有31座县城一度被土匪袭击或占领。在此期间，全省地、县、区、乡干部，进步人士和分散的人民解放军征粮人员，共有2000多人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被匪杀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迅速消灭土匪，镇压反革命，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定社会秩序，成为全省党政军民最主要、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贵州剿匪斗争的匪患之烈、持续时间之长、斗争之艰巨复杂，在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南方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在乡村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1950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工作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指示西南全党、全军在剿匪斗争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剿匪方针;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3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强调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和巩固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并且就此作出强有力部署。3月1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在重庆召见贵州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时说:“对贵州土匪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很重视贵州，曾两次亲自到贵州。贵州土匪是有组织的，对此要有充分估计。”

　　根据党中央、西南局的部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贵州军区领导下，从1950年春季开始，贵州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军分区所属部队，按照贵州省委、贵州军区部署，积极出击。全省各级党政干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一面组成武工队参加剿匪斗争，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同时筹集粮秣支援剿匪部队。

　　1950年2月8日，贵州军区发出《当前剿匪几个问题的的指示》;2月25日、3月22日，又分别发出第2、第3号作战指示;随后根据剿匪进程，又陆续发出多次作战指示。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要求贵州军区和各军分区均应集中各自机动部队，确保川黔、滇黔、黔桂等公路交通沿线及重点地区的安全。根据西南军区的决定，1950年7月贵州省剿匪委员会成立，苏振华任主任委员，尹先炳为副主任委员，各军分区和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剿匪委员会，负责领导各地的剿匪斗争。

　　为加快剿匪进程，扭转前期剿匪斗争的不利局势，增强贵州剿匪力量，西南军区于1950年3月和8月，分别调第45师、第186师进入黔西北和黔西南地区助剿。6月3日，贵州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抽调部队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对匪实施重点合围。东集团由军区参谋长潘焱指挥，西集团军由第47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指挥。它的成立成为贵州剿匪斗争的转折点。从6月初起至8月上旬，东、西两剿匪集团先后发起对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及石阡以西等地区匪众的重兵合围，并首战告捷。为彻底剿灭匪患，9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在川南、川东、云南及中南军区部分部队配合下，充分发动和依靠当地各族群众，继续对黔西北、黔东南、黔东北、黔南地区较大的股匪进行重兵合围会剿，并取得重大胜利。从1951年1月起，全省群众性剿匪斗争进一步深入开展，截至6月全省历时一年半的大规模剿匪斗争结束。

　　贵州的剿匪斗争，是二野5兵团组建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段历史，也是一部剿匪部队用鲜血书写的历史，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个个悲壮史诗。在剿匪斗争中，许多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为贵州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营以上领导干部有30多名，还涌现出了像孙文山、萧国宝、张继堂等众多英雄模范。比如，在1950年11月的长(顺)紫(云)惠(水)合围战役斗篷冲战斗中，140团2营副班长萧国宝在围剿“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匪首曹绍华部时，虽身负重伤，但依然奋力冲向敌人火力点，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口，为保证战斗胜利身中7弹壮烈牺牲。后续部队在他英雄事迹鼓舞下，经1小时激战，毙匪208人，其余溃散;武工队在搜山中，从一石缝里将曹绍华捕获。斗篷冲战斗创下了剿匪战斗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贵州军区追认萧国宝为“一等战斗英雄”，140团党委追认萧国宝为“模范共产党员”，新华社以“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萧国宝”为题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1951年2月，西南军区批准萧国宝所在连队为“萧国宝英雄连”。

　　剿匪斗争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充分发动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取得的。1950年下半年，为配合机动部队军事围剿，各部队抽调了2万名干部和工作人员，组织了数百个武装工作队和下乡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分片包干、发动群众;并结合反封建斗争实际，组织了大量人民武装--民兵，剿匪斗争中全省有近20万民兵单独或配合部队作战数千次。他们不仅熟悉本地情况，积极为剿匪部队提供可靠情报、带路当向导、押送和看管俘虏等，还发挥语言相通优势(特别是少数民族民兵)，对土匪发动政治攻势，帮助分化瓦解土匪，使许多人明白了真相，认清了形势，主动放下武器，投诚自新。在斗争中涌现出了以蒙世花为代表的民兵典型人物，他们在剿匪斗争特别是清匪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剿匪部队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土匪，孤立了匪首。凡是主动放下武器悔过自新者，都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在围剿曹绍华匪部而漏网的女匪首陈莲珍(布依族)，几经周折后被捉，省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释放了她，对分化瓦解土匪阵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及贵州军区的领导和指挥下，从1950年1月起至1951年6月止，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贵州军区与入黔助剿友邻部队一起，经过大举进剿、重点清剿和肃清残匪等阶段的艰苦奋战，采取先中心后边沿、先大股后小股、先集中后分散，逐块逐片对贵州土匪进行军事进剿，进行大小战斗4240多次，毙、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397名，国民党武装土匪278472人，缴获武器118405件，同时建立了大批基层人民武装。

　　贵州剿匪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把贵州变成策应其反攻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平息了贵州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各级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并为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定基础。(作者：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姚启勇 肖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