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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 贵州山地建筑的活化石

　　李家禄

　　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精神内核就是创新创造。贵州日报报刊社文旅新闻部秉持文化的创新内核，并转化为内在发展动力，不断在报纸栏目与客户端平台品牌上推陈出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体现了新一代贵州文化人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如部门近年来推出的“游遍多彩贵州 行走传统村落”专栏系列文章，集中展示多彩贵州最富特点的传统村落文化，形式活跃，内容丰富，在旅游文化宣传中犹如异峰突显，吸引了大量眼球。

　　我曾陪有关旅游专家考察黔东南乡村旅游，他们得出结论：贵州乡村旅游产业资源优势和价值含金量不在自然景观，而在传统村落及民俗民间文化。有专家将贵州山地建筑称为传统文化生态博物馆，从中可考察数千年以降山地居民生活及社会发展状态，堪称传统建筑的“活化石”。从“游遍多彩贵州 行走传统村落”发表的系列文章来看，贵州山地建筑文化得到全面生动展示，体现了贵州传统文化多样性与内容丰富多彩的特点：

　　一是传统高原山地干栏式建筑形态。九山半水半分田，少有且珍贵的坝子平地多用于种植谷物，山民只能巧妙利用地形，将房屋建筑于半山腰之上。因此，传统村落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依山形地势巧妙搭建，受到地势制约又最大限度发挥山地优势，山地建筑尤其是吊脚楼建筑形态得到完美体现;二是就地取材，传统村落充分利用树木、土石资源，形成独特风格。如“紫云自治县格丼村”，“大河苗寨地处山间，木材丰富，因此大部分房屋都是就地取材而建……”;“三都自治县怎雷村”也记载：“怎雷村建村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有传统民居建筑200余栋，传统禾仓111栋……民居为‘干栏式’建筑，全木结构，屋顶作歇山式，盖小青瓦，多系五间一底，楼下为牲畜圏和堆放杂物之用，楼上为日常生活场所。”作品用生动的笔触、简洁的语言，清晰描绘了贵州山地建筑的典型样式和文化形态。

　　而在“黎平县肇兴侗寨”，人们将传统文化融入村寨规划与建筑中，形成一种独特科学的建筑文化形态。寨中陆姓居民分为五大房族，每个房族建筑一座鼓楼作为议事场所，当地称之为“团”，分为“仁团、义团、礼团、智团、信团”五团。鼓楼外观像一座宝塔，飞阁重檐，气势雄伟。鼓楼之多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誉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与肇兴注重村落的整体规划不同，“榕江县大利村”村民将干栏建筑的细节做到精致美观适用：“这些建筑或二三层，或四五层，错落有致;或三四间，或七八间，宽窄不定，进深各异。家家户户在偏厦、屋脊、悬柱、栏杆、封檐板、门窗等部位，精心设计了许多造型和纹案，独具匠心。”

　　二是山地特色石材村落建筑样式。贵州高原石材建筑材料分布极广。“贞丰县花江村”除了花江铁索桥等历史文化遗迹，主要特点是石材建筑样式：“石砌的镂空式围栏厚实古朴，或绿萝、或兰草、或多肉，一盆盆，交错接替……丛林掩映着错落的民居，石墙、垂檐、青瓦。”“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则拥有千年布依古寨的神秘：“在于村与民、民与石的‘执着’。”“山多石优，村民们就地取材，依山就势建造房舍，成就了贵州‘八大怪’之一的‘石头当瓦盖’。”长期与山石打交道，成为其生活或生命之一部分，村民将石材的特点和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即使以干栏式建筑为主的山地村落，房屋基础、村寨道路、桥梁、古井及碑牌等，都大量借助于石材。贵州取材于石料建筑的村落非常多，个别传统村落依此取名“石家寨”等。

　　在从江县加榜梯田之加车传统村落考察，我发现村民将泥土地开发建筑为壮美的梯田建筑，用于生产种植，于是只得将房屋建在石山上，一些木房的基础就是一块巨石，宛若飞来之物，气势恢弘。寨中道路也是巨石林立，令人十分震撼。

　　三是具有防卫功能的传统村落建筑形式。逃避战乱迁徙而来的居民村落，或土司寨垒，及明代设立的军事屯堡，其建筑形态都带有很强的防卫功能，形成了贵州山地建筑独特的文化形态。

　　“西秀区鲍家屯村”篇章中说：“600多年前，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命30万精兵远征云南，并沿滇黔驿道两侧要冲处驻军屯田，拉开了西南屯堡建设的序幕。”前面这些都是国家建筑的军事设施，一些传统村寨则体现了村民的自主防卫意识。如前文中提到“高荡村”：“因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易于屯兵，从明朝开始建有大大小小的屯堡和营盘……村中一座数十丈高的山岗上建有一古堡，古堡是二层石结构建筑，四面有射击孔和瞭望孔，守望着脚下的高荡村。”

　　黔东南苗侗村寨村民也有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传统，其军事组织苗族叫“议榔”、侗族为“款约”，鼓楼建筑就是人们议事场所，藏于鼓楼上的木鼓或侗鼓，战时起到号令的作用。出于军事防卫目的的山地建筑遗存，流传到和平年代，成为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更是乡村文化旅游一道靓丽的景观。

　　四是融合山地建筑特征的徽派建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建筑文化同样反映贵州近代以来与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天柱坌处镇三门塘等，都留下了大量徽派建筑“窨子屋”。这种屋子外墙用封火墙，便于防火防盗，院内是天井，正中为堂屋，两边成工字形对开厢房布局，吸收了徽派建筑特点，又融合山里木楼建筑的形态。建筑文化上的开放与融合，是近现代以来贵州社会由封闭走向文明开化的重要表征。

　　贵州传统村落承载着原著居民的生活，积淀着数千年岁月产生的丰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传统村落的考察，能够了解和掌握历史长河中的居民生活及贵州社会文化变迁。走进历史文化厚重的传统村落，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犹如面对一只数万年的琥珀，仿佛看到时间凝止于历史上某个光辉的瞬间，从来都不曾发生变化。面对游客感觉阿拉伯沙漠外约旦边界人们的生活停留于历史某个时刻，形成“不变的东方”印象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分析：“这些游客遇到的并不是‘不变的东方’，而是不变的阿拉伯大草原。在草原上，自然环境是人类的恶劣监工，人们的适应能力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它把一种僵化不变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所有敢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无分老幼。”面对让时光驻足的“不变的”传统村落——历史遗迹的“拓片”和建筑文化的“活化石”，深具智慧和勤奋刻苦的栏目策划者李缨及同事们，如抽丝剥茧一般一层一层剥开传统村落神秘面纱，展示其丰富内涵。

　　行走在新时代的贵州山川大地上，抒写黔边之变、黔中之兴，描绘贵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和居民生活及精神面貌的变化，以此反衬传统村落内在变化与精神变迁。这样的抒写展示，何尝不是一种深具智慧的文化创意，一条崭新的价值拓展路径和深邃的思想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