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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整版阐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 人民日报 》（2022年07月04日 09 版）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如何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如何认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本期学术版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编者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王 巍

　　核心阅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更多人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实施过程和意义，有助于工程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过参加工程的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推动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持续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属于古史传说，并不能作为信史。直到上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有一些人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中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只能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社会上和学术界存在的疑问，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参加工程的学者们建议，继续“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启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机制，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立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形成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学科，就是各个学科的有机结合；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文明起源；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研究都邑遗址和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2001—2003年）。由于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单位和学科多，研究的内容复杂，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因此首先于2001—2003年进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预备性研究设置了“历史文献与古史传说研究”“天文考古学研究”“史前符号汇集及其与文字关系研究”“关键遗址的测年技术研究”“冶金术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资源与贸易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状况研究”“文明形成时期聚落与社会研究”“环境变迁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等9个课题。经过研究，各个课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预备性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这一阶段开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一时间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之所以从中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2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2013—2018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第三阶段设置的年代、环境、生业、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整合研究等几大课题继续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四阶段结项报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2020—2024年）。这一阶段仍然延续探源工程前四阶段的方针和技术路线，将近几年新发现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遗址纳入工程中，并加强了理论阐释方面的力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河南双槐树和西坡、山东焦家、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四川宝墩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通过多学科研究，对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文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各地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桎梏。我们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我们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发现中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关键特征，即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国人和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

　　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学术随笔）

　　杨维军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需要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协同发力，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加强综合研究。考古学以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精神文化等，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以特有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叙述方式，或分工或协作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探究、阐释。把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超越传统文本书写的片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和图景。例如，稷下学宫是先秦时期学术文化成就的重要代表，但是，对于其始建年代、建于何处一直存在疑问。近年来，随着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确定稷下学宫的位置所在。可见，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在缺乏足够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强化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技术，科学分析文化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人类体质特征和健康状况、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等状况，可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探究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与相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比如，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可见，把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能够为文明探源提供科技分析依据，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百余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涉及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化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因此，考古工作者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加强对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展示工作，将其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讲好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文明故事。近年来，随着秦早期陵墓、祭祀、城址、生铁、冶金、水利、养马、造船等考古发现的披露，战国时期先民多彩生活画卷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雾。可见，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普及和宣传工作，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让厚重的历史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更近，能够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作者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袁广阔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经过百余年的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作物驯化与农业的出现。在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作物的驯化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这些证据显示，水稻的驯化以及稻作农业的耕作方式，至迟在1万年前已经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稻作遗存之外，北方地区发现了早期粟栽培的证据，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粟出自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也有同类粟作遗存，距今约8000年。同时，大豆的驯化与耕种也是早期农业的重要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不仅养育了人类，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礼仪与礼制文明的形成。特定的礼器与礼制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龙山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更成体系的礼制并使用成套的礼器。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发展更加完备，出现了“礼”“乐”的实物体现，礼制作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自此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随着农业的发展，酿酒开始出现。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10余处距今约6000年的酿酒遗址，原料以黍为主，兼有薏苡、小麦族、稻米、栝楼根和山药等。陕西石峁、山东尧王城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酒的残留物。早期酿酒技术的应用多与礼制活动相关，酒礼器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早期礼制的出现，对商周的德治思想及后来儒家的敬天法祖、仁礼并举、忠孝节义等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制文明在稳定的礼器系统和完备的礼制建设中不断发展，并不断在世界范围燃亮中国礼仪之光。

　　文字的创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河南洪山庙、阎村遗址出土大量故事类彩陶图案，揭示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存在一个“文字画”时代。山西陶寺、浙江良渚、山东丁公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少量的文字资料。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商晚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字形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形存在明显差异，而是取象于二里头文化的礼器，表明它们的创制年代应该是在二里头时期，这为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从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勾勒出早期中国文字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夏代的文字在商朝早期延续下来，并在商朝后期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象形文字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对亚洲国家的文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明，也是世界人民眼中古老东方文明的一个表征。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同时，仰韶文化的丝绸工艺还传播到周边，甚至影响到长江下游等地区。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粟黍农作最早驯化后，在仰韶文化时期迅速传播至整个黄河流域。而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粟作农业向西传播至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等地。与此同时，西亚起源的小麦、大麦经河西走廊传播到黄河流域。西渐的粟黍作物和东传的麦类作物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人类生业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作物的驯化、礼制的定型、文字的创制，还是丝绸和粟作农业的发明与传播，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以及史前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关键线索与代表物证。在这一过程中，村落渐为邦国，线条终成文字，祭祀催生礼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质和格局逐步确立，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石就此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