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讯通中心

梦想从这里启航——我在贵州大学读书和工作的前前后后

　　梦想从这里启航

　　——我在贵州大学读书和工作的前前后后

　　蒋明理

　　光阴荏苒，岁月飞逝。2022年9月8日，我们将满怀喜悦迎来贵州大学120周年华诞。120年来，贵州大学凝炼和传承“明德至善·博学笃行”的校训精神，为贵州省乃至全国培养输送数以万计的各类优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贵州大学无愧是我省唯一的211大学。

　　当贵州大学校庆120周年到来之际，作为贵大曾经的一名学子，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贵大不仅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11年，也是我的人生梦想启航的地方。

　　这里，记述的就是我在贵大读书和工作前后的一些往事。

　　上贵大

　　我是一个出生于余庆县大乌江镇偏僻山村里的农民儿子。由于家庭贫穷，兄弟姊妹较多，母亲因病早逝，从小就过着吃不好、穿不暖的日子。在父亲和兄姐们的关心支持下，我7岁开始在家乡小学读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从3年级跳到5年级，用5年时间就读完小学。1964年8月，我从凉风小学毕业，并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余庆中学。要知道，那时余庆县只有余中这一所完中，小学22名同班毕业生只考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我于1964年秋季进入余庆中学初中部。入校后，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而且读初中的时间由3年延长至4年。1968年9月，全校学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离开母校到广阔天地当农民去了，我也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回乡知青。在回乡5年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做农活，被选为村干部，后来被抽调去参加修建湘黔铁路，再后成了一名公社小学的代课教师，其间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受到表彰，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可以说，回乡务农的这5年，是我经受锻炼的5年，也是我获益匪浅的5年。

　　随着“文革”进入尾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逐步好转，教育战线也开始出现转机。1970年，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即实行“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从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军人和知识分子中招收大学生。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在当地或所在单位申报。这，无疑给知识青年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能有机会争取上大学!

　　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梦想。虽然由于“文革”的干扰，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继续上学机会，而当机会来临时，又燃起了我盼望上大学的希望。记得贵州省是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那年，我虽然在当地公社申报了，但由于某些原因未被批准，让我很失望。1973年招收大学生时，我是余庆小河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县里分配给我所在的小河公社两个名额。当时公社领导挽留我继续当老师，并答应找机会给我转正。我再三要求说：“我一定要争取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就再回来教书”。最后，公社党委研究同意推荐我和当地一名回乡知青参加县里的考试。我记得，那年考的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上大学》，数理化考的是一些基础知识，全县有近100名考生。结果，我的作文考得78分，名列全县第2名(第一名是遵义四中高中毕业后下到余庆的知青许小曼，她被录取到贵大外语系)，数理化也考得较好，经过体检、政审和复审等程序后，我被批准录取到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样，我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成为解放后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当我收到贵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甚至彻夜难眠，家人和亲友们也为我感到高兴，并纷纷向我表示祝贺。随后，我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办理了户口、口粮等手续，乘上余庆至贵阳的公共汽车，再转车到达了美丽的花溪河畔——贵州大学中文系报到入学，开始了我人生最难得的大学生活。

　　当时，我写了一首《上大学有感》小诗以明心志：

　　手持《通知》往事现——

　　回乡五年受锻炼;

　　农活繁重生活艰，

　　“老爷”刁难众人赞。

　　如今梦想已如愿——

　　加倍努力学三年;

　　立志成才勤攻读，

　　铭记初心永向前。

　　读贵大

　　上贵大后，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读书的三年期间，我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决心从“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合格大学生。

　　一是认真学习书本知识。我们中文系73级全班共有62名同学(其中女生8名)，既有工人、农民，也有解放军官兵;既有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也有国家机关干部、中学教师，称得上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我只是一名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全班入学考试中仅为中上等成绩。为了把专业知识学好，我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而且尽量多看课外书籍;不仅认真学习书本知识，积极参加讨论交流，而且“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不仅上课集中精力听讲，做到学懂弄通，而且充分利用课外和假期复习功课;不仅经常上图书馆，多读名著，并做到多记、多背、多问、多思，而且尽量在写作上下功夫。当时中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较多，其中蒋希文、陈果青、陈开鸣、徐达等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知识渊博、教学水平高，特别是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让我十分崇敬。因为有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加之自己的不懈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最后达到全班上等水平，并且还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

　　二是积极参加开门办学。当时，贵大实行开门办学，一般每学年举行一次，每次为一个月左右。我们先后到过惠水县毛家苑、思南县造船厂和毕节县实行开门办学，通过开展一些专题调查，然后自己动手写成文章——或人物故事，或先进典型，或通讯报道等。记得在读大三上学期的时候，我们班分成三个小组，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深入到铜仁地区的沿河、思南等县，采写红军故事、先进典型，写好的文章交由省出版社审定并编成《奔腾的乌江》一书出版。我们小组在陈立浩老师的指导下，以思南造船厂的发展史为典型，写成了报告文学《船台战歌》，全文万余字，受到出版社编辑的好评，并被编入书中。毕业前夕，在张闻玉老师的带领下，又去毕节地区从事新闻报道。我和张正文、龙朝武、李良树等同学为一小组，在近一月时间里，先后采写了20多篇新闻通讯稿，大部分被《贵州日报》和省广播电台采用，如《半边山上的老愚公》、《踏遍青山为人民——记杨家湾区医院医生张明庆的事迹》等。

　　三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我从入学开始，就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组织。上学之初，我们班有10多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王全义(部队干部学员)为支部书记，徐金华、徐忠敏等人为支委。我当时担任班团支部宣传委员，除了抓好团支部工作外，积极参加班上的公益活动，如办黑板报、编印《新芽》(班刊)等。同时，还主动承担打扫我们班男生住的红楼三楼走廊上的卫生等。此外，我还被贵大附中聘请为兼职教师，为初中学生上一些语文课，受到师生好评。在党支部的培养帮助下，由李文兰(学生党员、系党总支委员)和张贵安(部队学员、党小组组长)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经班党支部讨论通过并报校党委批准，于1974月10月4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班在校期间发展的第一个新党员。

　　四是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读大学期间，由于家中经济困难，虽然得到家人和一些亲友的资助，学校也给我享受三等助学金(每月补助7元生活费)，但仍然不能保障我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的基本开支，有时甚至连伙食费也存在困难(有个学期家里只寄给我20元生活费)。因此，我一方面坚持过“苦”日子，如我在大学期间没有穿过皮鞋和戴过手表等，另一方面则利用每年的暑假开展勤工俭学。由于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又能刻钢板，便去学校教材科找事做。成老师很同情我的处境，安排我刻写教材，每张报酬为6角钱，每天可刻4张腊纸，一天可得2.4元收入，一个学期下来有近百元收入，可以解决半个学期的生活费。从而使我得以圆满完成学业，并顺利获得贵州大学《毕业证书》。

　　留贵大

　　1976年8月，我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实行“社来社去”，即原则上仍回原地(单位)安排工作。当然，也有少数几个品学兼优的毕业生留校工作或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的名额。按照条件，我当时是符合条件参加省直机关“统分”的，但自己却一心想回原籍——余庆县工作，余庆县委也给贵州大学发函要我去县委宣传部工作。然而，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的推荐，经中文系党总支和校党委研究决定我留校工作。为了让我安心留校工作，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朱先来找我谈话说：“你家庭出身好(贫农)，学习成绩也不错，又是在校发展的党员，大学就需要这样的人。你要服从组织决定，留下来安心工作。”作为我们班唯一的留校生，继3年的求学生涯后，又在贵州大学工作了8年。这11年，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时光。

　　留校后第一阶段：在中文系当助教。1976年9月至1978年8月，我被安排到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工作。这期间，一是跟随佘长虹老师一起完成由我们班采写的《奔腾的乌江》一书的后续工作，如对一些稿件的文字作修改和内容进行充实等，并按出版社的要求，深入到余庆县回龙场采写一篇红军故事《一支竹筏寄深情》，充实到该书中去，确保了该书的按时出版;二是协助孙安菊老师负责公共写作课，先后为中文系76级学生上辅导课、为哲学系76级学生批改作文等;三是承担了系里的一些行政事务工作，如协助系教学秘书黄铮老师拟草教学计划，帮助资料室陈老师整理图书资料等。总之，无论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地把任务完成好。

　　留校第二阶段：在校党办当秘书。1978年9月，我先被抽调到校党委“清查办”材料组工作。当时“文革”已宣告结束，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学校成立“三清”领导小组办公室(清查造反派骨干分子、“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四人帮”残余分子)，在校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半年后，我正式调到校党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一是负责机要、保密、印章的管理;二是负责有关会议的通知、记录、纪要等会务工作;三是负责起草一些重要文稿，如校党委书记的讲话稿、学校的工作计划和年终总结等。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分配给我的各项任务完成得较好，并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受到时任校党委书记黄辅忠和党办主任李辉全的肯定与表扬。

　　留校第三阶段：办《贵州大学》校报。1982年5月，贵大党委决定创办《贵州大学》校报，并下文把我和江东城(后任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从党办调去作为负责人(相当于正科级)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我调离后又增加龙起佳为负责人(他后来调省委宣传部任处长)。当时，编辑部还有龙昭甲老师(主要负责美术编辑工作)和一位贺姓女同志(她负责财务、后勤和发行方面的工作)。开始时，校报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旬刊。每期印1000份，除赠送和与弟兄院校交流外，基本是发给学校各部门和师生看。我记得，当时报头用的是1951年毛主席亲自题写的“贵州大学”四个字。报纸分为四个版面：一版为要文版，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部署和学校重大活动;二版为综合版，主要刊登校、系和机关单位的重要活动、好人好事等;三版为理论版，重点刊登论文、评论和杂文等;四版为文艺版，主要刊登散文、诗歌、小小说及书画、摄影作品。两年里，我自己为该报采写了数十篇稿子，其中《葵花赞》(散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随笔)后来被贵大收入《学府美文》一书公开出版。同时，我们在采写、编辑、排版、校对等方面下功夫，做到精写、精编、精校，使报纸质量逐步提高，受到校领导和师生们好评。

　　1982年下半年，校党委宣传部党支部班子改选时，我被选为支部书记。在做好办报工作的同时，我积极履行党支部书记的职责，协助李冠文部长抓好部里的有关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离贵大

　　1984年1月，我告别贵州大学调到省直机关工作。先后在团省委工作2年半、省政府办公厅工作9年、省政协工作13年、省人大工作7年，其中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9年、省人大常务副秘书长7年之久。回忆离开贵大后的这段经历，许多具有意义的往事仍然令我记忆犹新。

　　(一)主编《青年时代》杂志。那是1983年4月，团省委组织部到贵州大学了解和考察适合从事《青年时代》(前身为《贵州青年》)编辑工作的人选，时任贵大团委书记张槐礼推荐了我。考察组认为我是一位合格人选，后经团省党组研究并上报省委组织部批准，于同年7月下发调我去团省委《青年时代》杂志社工作的通知。但时任贵大党委负责人以“工作离不开”为由，一直不同意我调离贵大，直到省委组织部领导亲自过问后，他们才给我开了“绿灯”，我于1984年1月去到团省委报到并安排去《青年时代》杂志社工作。同年4月，团省委党组决定由我任杂志社副总编辑，不久总编杨润华调到省直工委工作后，又明确由我主持杂志社的全面工作。为适应改革开改和广大青年的需要，我们充分发动杂志社全体职工出谋献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结合杂志社的实际，从四个方面加大内部改革。第一，完善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第二，创新杂志栏目，丰富杂志内容。第三，联合西南三省，举办征文活动。第四，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好发行工作。通过以上努力，既调动了职工们的积极性，又增加了杂志的发行量。从1985年起，《青年时代》杂志的发行量由原来每月20万册增至70多万册，刊物影响越来越大。也是1985年，《青年时代》杂志被评为全国20种优秀期刊之一(贵州唯一)，团省委党组为此决定给予杂志社“集体嘉奖”。

　　(二)为省政府领导服务。1986年6月，我调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首要任务就是为省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起草重要文稿。在5年内，作为分管文字工作的处领导，我团结和带领下属(其中硕士3人、博士1人)共同努力，先后多次完成《政府工作报告》和省政府重要文稿的起草任务，如《关于加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我省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等;还起草了王朝文省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报告等，如《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纪念改革开放十周年征文，约1.5万字)，发表在《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并收入《纪念文集》。第二项任务是跟随省领导下基层调研。1987年12月初，我跟随王朝文省长、何仁仲副主任和冯登岗副秘书长等，先后深入贵阳、遵义、铜仁、黔东南等市地州及其部分县乡村，就我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近一月时间的调研之后，由我起草了向省委常委的《汇报》材料，执笔撰写了《发展种、养、加工和服务业是治穷致富之路》的调查报告，为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并全文刊发在省社科院的杂志上。再就是跟随领导外出开会。如1986年金秋时节，我作为秘书随王朝文省长赴京出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省长除了开会时间外，每天都要到中央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反映情况、争取项目等，曾先后到国家经贸部、计委、国防科工委、民航局等部门，专题汇报我省军工产品积压、兴建龙洞堡机场、修建贵(阳)黄(果树)高速公路等问题，并使问题最终都得到落实。其间，我既要起草有关文字材料，又要承担省长的行政事务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所以，王省长曾几次当着我的面向别人介绍说：“小蒋是我的大秘书”。

　　(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1994年7月，我从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岗位调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并兼任《贵州政协报》社社长，分管文秘、宣传、信息信访等工作。为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我把加强政协统战理论的学习作为重中之重。根据组织决定，我于1994年8月至9月到北戴河参加了全国政协第3期政协干部培训班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其间，我不仅圆满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而且撰写了《坚持四个结合、发挥四个优势、把握四个环节——浅谈履行政协职能》的论文，在毕业典礼上作了交流发言(后发表在报刊上)，受到老师和学员的好评。2002年3月至7日，我参加了中央党校第四期“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为期半年的学习。学习期间，以高度的自觉和钻研精神，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当代经济、科技、法律、军事等方面的知识，深入开展对国际重大问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问题的研讨等。还深入到浙江省温州市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行半月时间的调研，我执笔撰写了万余字的《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典型——浙江省温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考察报告》，该报告受到老师的好评，并被收入中央党校学员《文集》。我还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浅谈邓小平法制思想》《关于做好政协专委会工作的几点思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论文，分别发表在《学习与研究》《中国政协》《理论前沿》等核心期刊上。学习结束时，我写了《个人学习总结》，班党支部和培训部审核后，除“同意个人总结”外，还对我作出“学习成绩优秀”、“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能力”、“在党性修养等方面有较大提高”等评价。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中央党校为我们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亲自出席毕业典礼，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大幸事!

　　(四)做好机关事务工作。从2006年9月起，我任省人大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分管常务工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直至2013年退休。这7年间，我感受最深是以下的几方面工作：

　　——文秘和会务工作。我分管的秘书处，主要职责就是完成“三办”任务(办文、办会、办事)，成天与“文山”“会海”打交道，不仅具有政治性、超前性、时效性，而且必须做到精准、细致、高效。作为分管领导，我加强文字把关、文件进出把关、会务安排把关等，并做好跟踪、督办、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而确保了机关的文件运转和会务工作的万无一失。

　　——人大的接待工作。“接待无小事”。在接待工作中必须做到热情、安全、周到，确保接待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在分管此项工作时，坚持按规定办事，除认真做好日常性的接待工作外，还先后参与组织接待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副委员长王兆国、周铁农、蒋树声等中央领导来黔考察工作，不仅受到领导的肯定，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随领导外出考察。可以说，这是我工作中的“家常便饭”。如2007年末，我陪同省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龚贤永等一行，赴安徽、江苏、江西等省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习考察。其间，我们受到江苏省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寿亭(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热情接待，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段登厚(贵州人)及其夫人专程到住地看望并宴请我们一行。通过10多天的考察和交流，既学到了兄弟省人大工作的先进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做好人大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同时，我也从中学到了他们的一些好经验、好作风，并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政治营养”和“精神力量”。如此好事，何乐不为!

　　离别贵大已近40年。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青年学子而今已步入古稀之年。然而，我在母校学习、工作和生活11年的诸多往事始终令我难以忘怀，我对母校的深情厚谊一直铭记于心。我离别贵大之后，除平时抽空常去母校“回访”之外，还多次应邀参加了校庆、校友会等活动，不久前又专程去母校作了一次参观，真是往事浮现、感慨万千!在母校120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还有感而发赋小诗一首：“贵大建校百余年，桃李芬芳春满园。改革开放结硕果，教书育人谱新篇”。这是我发自内心对母校的赞颂，更是我真诚的对母校的感恩——因为贵大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我的人生梦想启航的地方!

　　祝愿贵州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