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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温故知新 | 浙大西迁贵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片国土沦陷，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遭受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全国108所高校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有25所由于被破坏较严重不得不暂时停办。此种情况下，大批学校开始往内陆地区迁移，史称“文化西迁”。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共计八所高校先后迁入贵州。这些大学中，由于浙大西迁的行程约2600公里，路径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半段路基本吻合，抵达的终点也正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址地，1986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视察浙大时赞为“文军”西征。浙大西迁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1937年9月，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开始西迁。他们带着约2000多箱、重约200多吨的图书、仪器和行李艰苦西行。由浙大本部出发，穿越浙、赣、湘、粤、桂、黔6省，历时两年半，最终定校于贵州省遵义(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湄潭(今遵义市湄潭县)，并在这里坚持办学达7年之久。

　　之所以会最终选定到遵义、湄潭办学，也有一部分是历史巧合。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建水或者贵州安顺，在商议的过程中，正好遇到当时在贵阳做事的湄潭人陈世贤、宋麟生二人，于是他们力劝竺可桢校长迁往湄潭。当时的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过职，也非常欢迎浙大来湄潭，诚邀竺可桢校长来湄潭考察，并表示要将湄潭最好的房舍提供给浙大师生。6月，竺可桢校长与胡刚复、张孟闻教授一起到湄潭实地考察，确认“其地文化高尚，物美价廉”。湄潭这里地处大后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物美价廉，是一个治学的好地方，而且又距陪都重庆不远，不仅能清晰了解国内外的信息，更能方便学校教学科研的前沿发展。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落脚，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系在湄潭。贵州三大文庙之一的湄潭文庙，成为浙江大学校部所在地。湄潭秀美而小巧，浙大教室、宿舍、农场、实验室、体育活动场地几乎遍布湄潭全城。

　　这片黔北的净土给浙大的发展提供了一段相对纯粹时光。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据不完全统计，在遵义湄潭的7年里，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他在湄潭期间就发表论文近百篇，编纂了多本数学专著和教材，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1944年，英国科学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来到湄潭参观，盛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大学”。回国后，他在《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浙江大学位于中国重庆与贵阳之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浙大离开杭州时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迁学生四百多人，在贵州7年，逐步发展为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学、医学7个学院的综合大学，1946年迁回杭州时已有学生两千多人。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

　　浙大的辉煌成就离不开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精神”，浙大师生们甘苦与共，在古庙中上课，在民房中住宿，“为争取政治和学习上的民主与自由、切磋学问、探求真理而努力奋斗;为夺取抗战胜利，复兴中华民族而携手前进”。他们在遵义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发起的各种爱国民主运动，都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民众。这一时期的浙大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胡刚复、蔡邦华、王国松、王琎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陋室栖身，俭餐果腹，创造了累累教学科研成果。浙大的发展也反哺了当地的教育，依靠浙大的师资力量，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附中)合并，浙大与中央实验茶场联合创办贵州省实用职业学校，这些举措为当地及周边各县培养了许多高素质人才。浙大还促进了湄潭茶产业的飞速发展，为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浙大西迁为代表的文化西迁对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这些来黔的高校不但数量多而且人才集中，民主氛围比较浓厚、学术活跃，它们的设立和迁来对于贵州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这些学校分散在全省各地，也将先进的科学文化带到贫穷落后的山区。随着医科学校、机构的建立和迁入，也为贵州医药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对于贵州省保健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文化西迁让贵州的文学、新闻出版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大量高素质的人员迁入，使大后方人口文化素质有了整体提高。而各种文化层次的外地人进入贵州，使东西部的风俗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适应，最终彼此交融。

　　贵州剿匪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把贵州变成策应其反攻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平息了贵州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使各级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并为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定基础。(作者：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