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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花灯戏《红梅赞》： 红色经典的华丽转身

　　8月5日，大型贵州花灯戏《红梅赞》公益演出在贵阳举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摄

　　王蕴明 余妍洁

　　“红色题材”经典文艺作品是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中独特的文艺现象，蕴藏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记忆和精神财富。对“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移植改编是新时代地方戏剧舞台坚定文化自信和传递精神信仰的有益探索。

　　歌剧《江姐》是1964年阎肃先生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创作，其塑造了一群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形象，赞扬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英雄气概，尤其是江姐的形象，在剧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展现出革命英雄为信仰而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

　　改编的难点在于超脱原著的范式，既要尊重原著，不违历史，歌剧《江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花灯戏《红梅赞》知难而上，创排于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间节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传达出了主创团队对这段历史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深入思考。主创团队从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而获得的政治感怀出发，敏锐地体察到红岩题材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从花灯戏《红梅赞》的定名上可见一斑。“红”代表着共产党人身上流淌的鲜血，同时也象征着永远流传的“红色”精神；“梅”是高洁的花卉，梅花已成为凌寒怒放，坚贞不屈，有着坚强和谦虚的品格，象征着优秀的民族精神；“赞”则是整个剧的宗旨，通过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事迹，来歌颂中国人民高度爱国的高尚情怀和不畏艰险、英勇斗争的精神。

　　在艺术层面上，主创最难的是要摆脱经典歌剧的艺术烙印，以贵州花灯为主体去重新审视改编对象。红色题材的作品有着自己的审美特质，往往以波澜壮阔、澎湃激荡、壮怀激烈为表现特征。成功的红色题材作品往往很好地处理了现实主义叙事与浪漫主义抒情之间的关系，既反映了战争年代的残酷与沉重，又展现出了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坚定与情怀。而贵州花灯戏作为贵州地方戏剧，运用的是贵州话和花灯特有的唱腔，上演的多是传统剧目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生活。虽然生活化气息浓厚，富有人情味和烟火气，但在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红色题材时却缺乏舞台经验和艺术优势。花灯戏《红梅赞》则把地方戏曲的“生活气”与红色题材的“大格局”结合了起来，这就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也使《红梅赞》具备了独特的审美特征。江姐和其他人物形象因为音乐和语言的地域性而变得生动真实，鲜活于舞台，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而红色精神的注入，又使《红梅赞》多了一些地方戏曲不具备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和审美品格。

　　该剧作曲在34个唱段设计中保留了歌剧《江姐》音乐的经典性，突出了贵州花灯音乐的地域性。剧中人物，特别是江姐的唱段写得旋律柔畅而朗朗上口，浓郁的花灯曲调贯穿始终。而民族特色乐器以及伴奏形式的运用，使剧中的音乐造型更加鲜明，具有贵州地域性的音乐风格和西洋交响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服务于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烘托。主题曲《红梅赞》在剧中多次出现，既重现了歌剧《江姐》的经典唱段，又强化了贵州花灯戏《红梅赞》的思想主题。这个唱段还运用了安顺花灯小调《梅花》，具有贵州民间小调的抒情性，增加了唱段的表现力和音乐的丰富性，渲染了气氛，调动了情绪，巧妙地契合了《红梅赞》的主题。此外，全剧尾声处的音乐创作尤为感人，此时江姐已英勇牺牲，当《红梅赞》辉煌激越的主旋律以民族交响乐的形式再次出现，主旋律辉煌的音调与庄严悲壮的英雄群像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主演邵志庆则将江姐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准确塑造，在表演过程中神情淡定自若，沉稳大气，坚定的眼神透露着信仰之美，透露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最终走向胜利的决心。第二场中，突然得知自己的丈夫遭到了敌人的陷害，伤痛欲绝的心情通过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表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特别是唱到“我怎能在这里痛苦悲伤”这句时，一方面表现了自己内心的痛楚，一方面又通过内心激烈斗争，将思绪拉转回到现实的斗争中，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将江姐人物形象进行升华。在狱中的几场戏，邵志庆的表演体现出江姐不卑不亢的气概，传递出强大精神意念，使江姐形象更加立体，进一步揭示了江姐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而《春蚕到死丝不断》这一段在邵志庆唱腔中被娓娓道来，声音和情绪控制十分到位，刻画出一名温婉而又个性坚韧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此外，花灯戏《红梅赞》还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它在对同名歌剧的改编中首先秉承了“各美其美”，即充分发挥自身的审美优势，保持了自己的剧种艺术特征。其次才是“美人之美”，学习借鉴了歌剧艺术之长为己所用，化为己有。在此基础上，再继承创新，实现“美美与共”。该剧的舞台处理体现出一种抒情和诗化的美学风格，比如《绣红旗》这一段落的处理就突破了以往花灯戏擅长小情小爱，不长于抒发家国情怀的桎梏。剧中，以江姐为中心的一群人，在即将面临生死和酷刑考验的状态下，听说新中国将要诞生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顾不得自身的危险，开始了一针一线地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张弛有度的表演和演唱节奏抒发了人物复杂的情感，也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在最后一场戏中，江姐牺牲时的舞台处理具有极强的诗化美学意味。通过具有主题指向的舞台调度与虚实结合的舞美设计，将革命先烈牺牲的残酷场面以象征主义的视觉表现出来。从地下升起的红绸，它是不畏严寒的红梅，又是革命先烈的热血，更是精神信仰的旗帜；既有诗化的虚，又有史诗感的实和厚重，从而营造出一种微妙的舞台幻觉，渲染了一种悲壮的情绪，增加了气势恢宏和荡气回肠之感。

　　花灯戏《红梅赞》的成功创排，为红岩精神的新时代表达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要将涅槃改为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