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讯通中心

文学博士封孝伦： 生命美学的歌者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人物名片

　　封孝伦，贵州黄平人，二级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事美学、文艺学理论研究，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生命之思》等著作多部，是中国当代生命美学理论的杰出代表。曾任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贵州省教委副主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茅台学院校长。

　　▲任职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的封孝伦(右二)，与同事顾久(左一)等合影。

　　◀封孝伦。

　　▶封孝伦《生命之思》封面。

　　7月，贵州师范大学宝山北路校区博士楼，年近七旬的封孝伦看起来很精神，一双炯炯有神却略微塌陷的眼睛，让人过目不忘。

　　作为回到贵州的第一位文科博士，封孝伦身上“美学学者”与“行政管理者”这两个大相径庭的角色让记者充满好奇。它们是如何有机地统一到封孝伦身上的，没想到记者刚刚提出自己的疑惑，就被封孝伦摇摇头否定。

　　“不是这样的，它们不是拼凑的，而是生活中的一种选择。我从小就是学生干部，同时成绩也很好，我从来不认为成为学生干部会影响学习，所以学术和管理在我的身上似乎是一种巧遇，在漫长的时间里，两者都没有偏废，两方面都得到了锻炼。”

　　被美学迷住了

　　位于黄平县西北部的旧州镇，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且兰”国古都，也曾是明清时期连接西南边陲与沿海地区航运线上的最后一个码头。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20世纪50年代，封孝伦出生于小镇上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喜欢读书，念中学时数、理、化长期是年级一二名;他有责任、有担当，从小就是老师的好帮手，是学校的团总支书;他热爱艺术，自学拉二胡、吹笛子、绘画，就连京剧样板戏也唱得很好。

　　少年时自由自在、积极向上、不受压抑的成长经历，为封孝伦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眼眸里充满自信，心中亦有豪情，学生时代的梦想是要成为国营大厂的厂长，仿佛少年生来就是要干一番事业的。

　　1976年春，封孝伦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走进了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学时代一向热衷于数理逻辑的封孝伦起初并不打算学文科，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美学的存在。直到大三那年，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先生在贵阳做了一次美学讲座。

　　几乎是一见钟情，因为这次讲座，封孝伦被美学迷住了。他说：“原来美学中还存在那么多有待解决的难题，不说别的，单是美的本质问题就让人产生无穷的兴趣。这是思辨带来的快乐。”

　　逻辑与艺术的交汇是美学。基础教育阶段的所有学习，仿佛都在促使封孝伦奔向美学的王国。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美学的文章和书籍，蒋孔阳、李泽厚、朱光潜、蔡仪……这些书本上的名字从陌生到熟悉，开始走进封孝伦的脑海里。

　　因为诸家观点有明显分歧，封孝伦在阅读的同时也不忘自己开动脑子，读书笔记则是手边必备。想到一个问题，编一个序号写下来，或几十字、或上千字，星星点点的火花在封孝伦的脑海里由点及线成面，忽然间地化解、融合、醍醐灌顶。抓住一切学习机会，留校任教后的封孝伦于1982年、1983年先后参加了四川省的美学年会以及复旦大学所举办的全国第三期高校美学教师培训班。

　　外出交流的经历，让封孝伦对于中国美学的前沿研究眼界大开。1983年9月，封孝伦拜入山东大学知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门下进修。他对周来祥说：“我不想用这一年时间来学习备课、写教案，而是想好好研究一下您的思想，把美学原理学扎实。在搞清楚原理之后，写教案很快的。”

　　底蕴与底气

　　“用半年时间，就读黑格尔的《小逻辑》。”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思想方法、科学体系在中国是“近代舶来品”。周来祥希望封孝伦认真研读《小逻辑》，是希望他能够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你就每天读一页，不要着急，读不懂也没有关系。”周来祥说。

　　这样的经历，让封孝伦在思想方法上有了质的飞跃。他清晰地感受到，以往思考的许多问题和许多材料在科学方法的梳理下，变得有用且各归其位了。在山东大学进修期间，封孝伦萌生了美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初步想法。

　　1986年，封孝伦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在他3万余字的毕业论文里，封孝伦提出“艺术与人的生命意识有关，人类创造艺术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生命目的的。人类创造艺术是为了在精神的时空中满足自己的生命目的”这一观点，同时还提出了与答辩委员会主席高尔太关于“自由说”的不同意见。

　　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到贵州，封孝伦在系里面一边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一边兼任班主任，空余时间继续着自己的美学研究。青年才俊的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学术能力很快被组织发现，没过多久，贵州师范大学便要将封孝伦调任校组织部干部科。于是，手里捧着学术，脚下踩着仕途，在那个硕士研究生都很少、大学博士点稀缺的年代，一个读博的想法在封孝伦内心深处萌生了。

　　1993年，时隔10年，封孝伦再次拜入周来祥门下，攻读博士研究生。10年的积累，让年逾不惑的封孝伦对美学的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他打算在读博期间将其梳理清楚，对人类的审美问题作一个透彻的交代和解释。

　　40岁的博士生活，封孝伦自认是自由、快乐的。毕业之后，封孝伦对于博士这个头衔最深切的体会，是“在某个学术领域里拥有了大声说话的权力”。

　　人生不可复制

　　与话语权相伴的，是新一轮的人生机遇。

　　先有南京大学博士后的站点邀约，后又有湛江学院抛来橄榄枝，到了1999年同济大学意在用院士待遇引进封孝伦去讲学。面对机遇，封孝伦不是没有动过心，但离开贵州对于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学学者来说，无异于连根拔起，确是乡情难舍、故土难离。

　　进入新世纪，封孝伦开始自己从高校到教育主管部门再回到高校的人生轨迹。作为分管高校工作的副厅级干部，出身于高校的封孝伦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他深知遏制省内高校发展的关键所在，少年时班干、团干所历练的管理能力，让他在工作中游刃有余。

　　只是在他人看来，琐碎的行政管理工作、不由自己安排的时间表会让封孝伦离美学越来越远吗?

　　“事在人为!”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但在封孝伦的内心深处总有着这样的暗示，“我终将回归学术。”

　　事实上，封孝伦是这样的学者。他深知在贵州做学术因不占天时地利，往往会陷入炒文化中心思想冷饭的宿命中去，想要在人家炒熟了的普遍问题上发出新声音，确实需要过人的智慧与勇气。但亦不是不可为之。因为做学问，本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是服从真理的召唤。

　　于是，封孝伦悄然走出中国学界的黑格尔怪圈，开始审美感悟的新思索。他总是在琢磨那些被人咀嚼过无数遍的陈芝麻烂谷子，执着地对一些被人思考过无数遍的问题作出重新思考。1999年底，《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封孝伦建立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成为在中国美学史上不容被忽视的学派代表。

　　不愿意跪倒在权威的脚下起哄，而更愿意站着跟他聊天、争辩、平等对话，这是封孝伦的学者本色。他说：“做学者做成这样，我觉得是知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