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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与她们的贵阳 — 27°黔地标读书会国际劳动妇女节线上主题分享会撷英

　　▲李钢音编剧舞剧《天蝉地傩》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王鹤蕾(前排右三)参与民俗学家余未人(后排左五)主编的苗族古歌《簪汪传》新书发布留影。

　　杨骊(右)在新书《一个城市的交响》发布会上分享创作故事。

　　阳光如洗，雨巷泥泞，屋瓦层叠，行人灰蓝的，街面上偶尔驶过掏粪的马车、拉煤的拖拉机。1毛5分的早餐钱，牛肉粉花去1毛2分，余下的3分，可在街角小铺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或《草原英雄小姐妹》……成长的骨痛、挫败、眼泪和喜悦，总是裹挟着数不清的细节，随嘤嗡缭绕的鸽哨远去。这是“60后”女作家李钢音的贵阳。

　　一个永远下着雨的城市，渗满水的雨靴，雨后爬满蚯蚓的人行道，碗的边沿沾着扑出来的鸡蛋残渣，十二个冰格里冻上的草莓冰棍，生病时熬制的鸡蛋羹，一张烫手的毛巾，照射得刺眼的浴霸，放满空空影碟壳子的租赁店，老板抽着烟翻弄用记号笔写上电影名字的复刻碟。拥挤的街道上来往的背着背篼的人，楼下临近晚饭时间哇啦哇啦的叫卖声……这是“90后”女作家蒋在的贵阳。

　　当时间跨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却被付诸于笔下，这便是作家之于一座城市的意义。

　　很多作家也都跟某个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舍伍德·安德森之于温斯堡，张爱玲之于上海，老舍之于北京，等等。但作家并不只是忠实的记录，他们同时用自己的心灵旅程赋予城市生命的滋长。于是，在海明威的书写之后，巴黎已不再是之前那个巴黎，而在乔伊斯之后，都柏林怕是很长时间都要笼罩在他笔下的光芒中。

　　城市浸染了作家的生活，滋养并成就了作家的写作，而作家也用自己的作品让人们看到城市的灵魂所在。这其中，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细腻、敏锐、感观丰富的群体，她们心里的城，装着自己的欢笑与悲伤，她们的惊艳呈现，恰如城市中绽放的花朵。对此，2022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贵州日报报刊社27°黔地标读书会特别策划了这期“女作家与她们的贵阳”线上分享会，邀请了林吟、李钢音、杨骊、王鹤蕾、奚婧、白凤、蒋在以及我，共8位女作家，一起畅谈她们与贵阳的故事。

　　世界很大，贵阳有我

　　“我成为贵阳人，应追溯到抗战，那是贵阳作为大后方一枚方舟接纳大量流民的时期。祖父携妻儿从沦陷的东北而来，外祖父自长江中上游的宜昌舟楫而下，于是就有了我的父母，有了我。但直到成人多年后，我才能深刻地理解，世界虽很大，贵阳即是我的世界。”

　　对于“60后”李钢音来说，年少时曾抱怨父母：为什么，把自己生在那偏远的、无人问津的贵阳。但当人生过了大半，经历了回归祖辈故地天津生活3年，在那里工作、挣钱、买房、努力习惯听相声、看评剧;经历了在美国游学1年，看罢西洋景后，终于明白，人情才是故乡，贵阳才是自己的世界。

　　能够让李钢音产生如此人生顿悟的贵阳，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90后”蒋在心里，童年的贵阳是大营坡的沙河花园以及贵阳市文联的一座靠山宿舍。“事实上，我的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营坡片区。当人们面对眼前所处环境时，是很难置身事外打量这个空间如何变化和位移的……我在大营坡度过了到目前为止最无所事事，漫长却又快乐的时光。在这里开始了我的一切，写作、阅读、绘画、射击，在这些时间经验中保存了至今的恶习和爱好。我在这座城市里尝试了太多的事情，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处几乎都藏着我年少时期的挫败与失落。”

　　16岁离开这座城市后，蒋在和贵阳一直仍然维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每次从外面抵达的当天，一定会去大南门买一碗肠旺面，第二天会去六广门买好糯米饭后再去科学路吃一碗双加的牛肉粉。这几乎成了她和这个城市的默契。

　　而在“80后”的我看来，一条南明河串起了大学以前所有的足迹，我的世界被浓缩在南明河边那间小小的书房里。一张书桌、一把藤椅、父母的一柜子好书，在那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对着窗外发呆。听流水潺潺、看树影摇曳，皂角树上结皂角了，阿B叔叔的鸽子飞回来了。这么想着，阿B叔叔就站在对面4楼的阳台上对我喊道：“小曹雯，缺牙巴!”我赶紧埋头写作业，不过一会儿思绪又飘到书架上的故事里，开始编剧、导演、演员一肩挑，被4岁的堂弟看见，扭头跑去大人面前告状。

　　对于从“贵漂”最终安顿为“贵定”的王鹤蕾、奚婧来说，她们的贵阳记忆也各有不同。

　　与贵阳结缘20年的王鹤蕾说：“筑城的气质里有竹的君子气度与作派，温和、醇厚。既贵气又平民。大到历史的鸿大与深阔，细到情感、人文上的心理认同。这方山水人文的大生态里，更有如我这般在选择与放弃之间游离而最终安顿了的异乡人。活得小资小态，自在从容。”

　　而在新疆姑娘奚婧的记忆里，初识贵阳，是夏日的一个清晨，林城清凉新鲜的空气让人陶醉。出站后穿过拥堵的沙冲路，就到了更加拥堵的朝阳洞路。2009年底，朝阳洞路开始改造，两边的旧房拆迁了，原本狭窄不平的双车道变成了双向六车道，每当从拥挤的沙冲路转至朝阳洞路，顿觉豁然开朗。2018年，朝阳洞路下方的地铁线也通车了，隐藏在地下的这一条新的钢铁巨龙担负起更大的通行任务。朝阳洞路成了上中下三线并进的立体交通。“这一年，我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成为4口之家。我带着孩子们乘坐地铁。地铁飞快而平稳地向前驶去，就像我们飞速发展前行的贵阳。”

　　大学毕业后的白凤则在贵阳养成了“不走寻常路”的习惯。从喷水池去往小十字星光大厦，“正常”的路径是向南走中华路再走中山路往东，要不穿到富水北路再往南。白凤的走法却是走到省府路路口后不走大路，从旁边的一个停车场出入口穿进铁局巷，到富水路大街上，再选择从省府路石板街走过，绕从贵山街走出去，然后避开拥挤的卖菜人群，从街面淌着水的洙泗巷穿过。

　　写作是城市的馈赠

　　白凤说，开始的那些年穿街走巷找近路找新闻现场，是身为热线新闻记者的基本功。当某天不被分秒必争的新闻催促时，突然发现了这些小巷的另类美。“一条叫做瑞花巷(今已被拆除)的巷子，红色砖墙的居民楼、长满苔藓的墙壁、依稀能看出往日荣光的门头、随时窜出来的小野猫……离喧嚣的主干道不过几十米，却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从那以后，我便对这些老巷子着迷，它们吸引着我，从表面的安静到其中的纹理，我想深入它们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内核。从巷子开始，我开始对这座城的其它老旧的东西感兴趣：老建筑、老地名、摩崖石刻、老井老桥……”

　　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贵阳赋予女作家们写作的灵感与情感的羁绊。

　　早先时候，李钢音大学毕业在贵阳工作。她在文化厅一间老旧的、堆满杂志稿件的办公室里，做了几年的编辑，从各地来的稿件中，了解到贵州是文化多样的移民之州，从上古便开始的移民，如涓涓细流源源而至，在一座座山峦、一条条河流间，传袭并保有了他们的文化。年轻而敏感的心，藏着卑怯和骄傲，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近旁的朝阳影剧院有一台民族歌舞，云南和贵州同台。李钢音坐在观众席里，受了刺激，云南的明丽且飞扬，贵州则黯淡和单调，莫名地，眼泪盈了出来，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爱贵州。

　　一片土地涵养它的万物兴歇，又总是不分轩轾的。那次之后，李钢音与舞台的缘分不期而至，其参与的《好花红》《天蝉地傩》、上海世博会“贵州文化周”均大获成功，使得她有了更多机缘来讲述心中的贵州。李钢音说：“我只是长在贵阳市井的一个普通人，并无艺术的训练和熏陶，但这城市给我礼物，却是能令我泪流满面的，是神秘和慷慨的馈赠。”

　　来贵阳20年，王鹤蕾有幸结识了很多从事非遗文化研究的学者和非遗传承人，更有幸参与了民俗学家余未人先生主编的苗族古歌《簪汪传》。她说，余未人先生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力量与风骨，不遗余力地推介贵州民间民俗文化。自己曾跟随余未人先生到清镇与花溪做田野调查，才知道贵阳市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神秘、丰富且多元的文化根脉。“5月份计划创作与贵州风物有关的行记，关于黔地植物、动物与人，关于地理的、人文的，也或者是民间活态的另一种记录。我的生活命定与贵州一生交集，悲也好，喜也罢。”

　　而对于刚刚出版《一座城市的交响》的杨骊来说，拿到成书的那天晚上，又梦见了妈妈。自2019年妈妈离世以来，每个梦里，妈妈总与自己失散。“每一次妈妈都在车窗外找我，我看得见她，她总是看不见我。但这一次她在车窗外，没有找不到女儿的恐慌，向我挥着手。猛然惊醒，才发现我很久没有梦见妈妈了，专注于写作竟然会疗愈心中的伤痛，我才发现这次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经历，我与音乐有了美妙的相遇，也让我有了一次次关于音乐和梦想的对话。我替妈妈完成着她的梦想。”杨骊认为，这座城市中，每一个人都用美妙的梦想滋养着生活，亲近文学、亲近艺术，让这座城市逐日生长，贵阳会越来越美好。

　　对于作为记者的我来说，因为在一次“百灵杯”报道中与日后围棋世界冠军唐韦星的一面之缘，成为他的半个专职记者，最后以《无止之境》一书揭秘他的围棋心路历程。此后又接手了部门策划的《百位贵州博士》《天眼27°访谈》《共论贵州美》等大型人物访谈，自此先后有了与张万萍、封孝伦、谢晓尧、姚俊杰、顾久、范同寿、王季石、刘兆丰……‍各行业代表人物展开深度对话的机会。

　　智力的交锋、思想的认同、人性的共情，这让我的每次采访都能开启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那些铺满阳光的早晨、平静的午后、霓虹灯下的夜晚，也因此被时间定义为只此一次的相遇。我想，这是贵阳给我的“一期一会”。

　　女作家笔下的贵阳

　　林吟说自己写贵阳的书不多，只一部长篇小说《玉兰》。书中的贵阳是20世纪的。因抗战和政权的更迭，山外的汽车开进来了，携家带口的外乡人走进来了，各种店铺一间间开起来了，一个个孩子呱呱坠地，南腔北调的多种方言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漂荡。苦丁茶和冰激凌一同出现在夏日的街边，汽车、人力车、马车在繁华的大十字穿行，三四层楼的砖瓦房一旁，有用木板和油毛毡搭成的“偏厦”，穿着绣花衣百褶裙和草鞋的苗家女，与身着旗袍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同为闹市的风景……林吟在《玉兰》中，写到金银路的一位名为万淑珍的女人。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圈不超出金银路三公里，不过她有个“优势”，那就是“城里人”。

　　到了21世纪，贵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肉眼能见的高楼耸立桥梁飞架，更多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态发生的变化。2015年，因写《绣娘》，林吟接触到贵阳的几位女性，其中付国艳和林雪飞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贵阳不到百年，出现了很多付国艳和林雪飞。她们完全不是万淑珍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与万淑珍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的视阈早已超越小小的贵阳城了，她们因自己为这个世界增添了美丽感到自豪。”

　　杨骊的《一座城市的交响》讲述的则是古典音乐与贵阳的故事，陈佐湟、刘云志、李心草、张国勇等中国顶尖的艺术家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于来自全世界的音乐家们，为了让这座城市拥有交响音乐的属性，不改初心，10多年如一日追逐着音乐梦想，在贵阳构建了一座古典音乐的殿堂。

　　杨骊认为，在这座交响乐团中，女性这个特有群体，成为这个密匙中最为坚韧的环。站在黄志明身后的王小星、乐团副团长张媛媛、中提琴手魏杰、大提琴声部首席薇奥蕾塔·赫尔曼……更不用说庞大的乐迷群体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这座城市的女性正用她们的柔韧和坚毅，如南明河的水一般，默默地改变着山的形态，陆地的形态，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属性。

　　对于奚婧来说，直到2019年因为创作《熔炉——一座城市的钢铁记忆》，她才走进贵阳的历史，去触摸时光更深处的贵阳。作为一个新贵阳人，当时奚婧对贵钢的了解不多;作为一名“80后”，60多年的历史跨度和如此庞杂的历史背景，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难”。

　　于是，奚婧首先把自己沉浸在场景中，在贵钢的新老厂区里转悠，在老办公楼里穿梭，老职工宿舍、老厂房、学校、幼儿园，甚至菜场……每个地方都尽量用脚步去丈量，甚至在行道树的树荫下坐一个下午，想象自己穿行在工人们下班走过的路上，闻到他们身上汗水和烟火混合的味道，看得到他们脸上振奋、自豪而又满足的笑容。就这样，把自己穿越进历史中去，沉浸到现场中去。在这样的深入采访中，奚婧触摸到了贵阳的脉搏，从一个肤浅的居住者去深入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脉络，和过去的贵阳相遇，对话。

　　“城市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现代化的过程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形象扫荡，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文学书写是富有思维发散性和灵动性，又不易被“抹除”的一种城市文化记忆。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特色，为我们保留永恒的记忆。今年，看到青云路的变化，我深有感触，想再以青云路的变迁为主题写写《青云烟火》。”奚婧说。

　　当白凤把自己的“发现”一篇篇写作刊发，仿佛一点点揭开这座城的面纱。“江西巷”“成都巷”“吉安巷”等地名背后是这座城的迁徙记忆，甚至是曾经民族迁徙史的一个注脚;白沙巷内的刘统之先生祠、护国路上的王伯群故居、中华北路上的毛公馆、中山东路上的虎峰别墅，凝聚的不只是民国建筑的美学理念，更是风雨飘荡的半部民国史;没有被风霜雨雪完全毁灭的摩崖石刻，黔灵山上的“虎”、东山上的“龙”、相宝山上的“玄武”，竟然一一对应东青龙西白虎北玄武的国学符号……还有那些民间传说，如市西河聚宝盆、金沙坡传奇、化龙桥化龙等等，从另一维度丰富了贵阳城的血肉。

　　她认为年轻人的视角、年轻女性的书写，阅读门槛上的“低”也许反而会让更多人对这座城有兴趣。“专栏最终汇集为《贵山之阳 城事过往》出版后，果真有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还找我带领去找书中所写的地方实地看看。于是有了‘跟着小白寻老贵阳’活动。”（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