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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好花红村：“好花红”的文旅效应

　　贵州上万个村寨，或以方位命名，或以地标命名，唯独惠水县的这个村是以歌来命名的，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

　　好花红镇的好花红村，过去叫做辉油村，在与邻村合并为辉岩村的6年后，又正式以“好花红”来命名。这个名字让人们对这村寨的历史一目了然，脍炙人口且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好花红调》就在此地发端。

　　在此之前，我虽没去过好花红村，但也常常在各种文化和旅游新闻中看到它的名字。“2014年，好花红村被授予‘全国首批少数民族村寨’”“2017年，好花红乡村旅游区正式批准成为国家4A级景区”“2020年，叶辛好花红书院正式揭牌，著名作家叶辛任名誉院长”……诸如此类，都是对当地人而言能称得上“大事件”的新闻。

　　一首歌而已，竟能作出这么多文章?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我在村口的“咆汤农家乐”见到了店主王科国。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斜靠着身子，轻巧地哼唱：“好花红来，好花红诶，好花生在刺藜蓬诶……”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好花红调》代表性传承人。”带我在村里参观的村干部介绍。我内心有些惊讶，说实话，仅从外表来看，他略显粗犷的外形与布依族的柔美曲调反差不小。

　　“以前村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的日子也没这么安逸。”王科国唱歌时的声音清澈柔亮，但说起话来竟带有一丝沙哑，“大概是在第一届好花红艺术节举办之后，村里才开始有了游客。”那年11月，在临时搭建于村中的隆重舞台上，王科国见到了蒋大为、李丹阳、龚琳娜等知名歌唱家。闻讯赶来的各地观众挤满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庄，“我有个嬢嬢，她挑井水来在路边卖，一天挣了300多元!”那两天的盛况直到现在还深深刻在王科国的脑海中。

　　希望靠明星效应吸引游客的当地旅游部门，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凡愿意开办的村民，村委免费为他们置办四五套桌椅。住在村口的王科国就是那时候开办起农家乐的。

　　小小一间屋子，几套桌椅，连招牌也来不及想，旁边还保留着自己家的农田，王科国的农家乐就这么毫无章法地开了起来。虽然好花红艺术节制造了一场轰动的效果，但游客依然寥寥无几。还好，王科国不过30多岁，他有另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卖猪肉。这是一份体力活，每天凌晨三四点，他就必须起床将处理好的生猪洗干净，然后运到镇上销售。

　　王科国知道，之所以能办那场让人刮目相看的艺术节，完全是因为那首红了许多年的《好花红》。而这首诞生于20世纪初的古老民歌，与王科国之间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布依寨里的男女老少对唱歌这门技能似乎无师自通，王科国更有先天优势。爷爷常给王科国提起自己的光荣往事：“1953年的时候，乡政府叫我们去唱《好花红》，后来好花红调就在全国传唱起来了。”

　　那时，中国作曲家罗宗贤和贵州省歌舞团的黄江帆、曹玉凤等，在惠水请王科国的爷爷等人现场演唱《好花红》，后又根据好花红调创作歌词，推出了《桂花开放幸福来》，在全国迅速传播。此后，《好花红》陆续在全国推广，也在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中，被收录到《布依歌谣集成》中，还出现在电影《山寨火种》和电视剧《布依女》中，又被创作成歌舞作品登上全国舞台，摘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

　　王科国遗传了爷爷的好歌喉，每年“六月六”布依族歌节时，他总会亮一亮好嗓子。到了1985年左右，年轻的王科国便得到县文化馆的培训机会，并参与到县里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中，走村串寨四处演唱，《好花红》当然是他的必唱曲目之一。

　　不过，王科国在开办农家乐之前，还没有想过这首民歌能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直到2007年，他熟悉的歌曲《好花红》竟成了这个村庄的名字，又过了一年，《好花红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名字的改变，王科国也亲眼见证了村寨变化。他隐隐感受到，“好花红”三个字不再仅是一首乡间小曲，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品牌。

　　过了40岁，王科国不再卖猪肉，转而专心经营农家乐，过点轻松的生活。而好花红村也如他期待的那样，连续几年里迅速改头换面，越来越像一个旅游景区的模样。

　　不再经营猪肉生意的王科国多了不少时间，也多了一些新的身份。《好花红调》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王科国也顺理成章成为非遗传承人，承担起了教授《好花红》的责任。2011年3月，他换上一身布依族传统服饰，登上小学课堂的讲台，他感觉有些奇妙，一时不知是《好花红》在传播他，还是他在传播《好花红》。

　　《好花红调》曲式简单，演唱时可即兴填词，教授起来并不算难。王科国断断续续培养出不少年轻人才，在后来的各种比赛和演出中，屡获奖项。到了2017年，省文旅厅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好花红村，与王科国见了一面。

　　“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科国有些惊喜，也有些惊讶，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还能有一个“国字头”的新身份。

　　会熟练运用《好花红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王科国却萌生了退居二线的想法。“我店里还有一套价值4万多的音响，平时兴致来了也会唱上两首，但演出就算了，机会留给年轻人。”他的笑容里夹杂着一丝羞怯，“我文化不高，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比我强了，他们能熟练地用好花红调唱出党的最新好政策，我怕我一知半解，不敢乱唱，闹笑话。”

　　时间早已过了中午饭点，王科国的“咆汤农家乐”里没有客人，游客都进入村庄在花田里拍照、到古建筑里参观去了。王科国把桌椅摆放整齐，打扫了一下院落。餐桌旁的木柜上，摆放了不少他曾经演出的照片，还有那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他又羞怯地坐在那张长椅上，哼唱起不知唱了多少遍的《好花红》：“好花生在剌藜树，哪朵向阳哪朵红……”